2019年对大多数香港人而言，是充满剧变与挑战的一年。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中国政府对香港局势的强力介入，通过警队实施近乎军事化的管治，使“白色恐怖”从抽象概念转变为市民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遭遇系统性压制，公民权利受到压缩，媒体与司法独立性面临考验。这场社会危机远未结束，而是一种长期状态的开始。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如何保持精神韧性、维系人文关怀，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 在个人层面，这一年虽家庭平安，但工作进展缓慢，生活节奏被打乱。然而，阅读却意外地成为心灵的避难所。尽管非专业领域的书籍未能完整读完，但在本专业范围内仍完成了三本精读，并泛读了六本相关著作，堪称一场个人层面的“文艺复兴”。这种回归书本的倾向，或许正是动荡时代中寻求内在稳定的一种方式。 其中一本引起兴趣的是关于奥斯曼帝国精英如何看待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乍看之下，鄂图曼与日本似乎毫无关联，但历史显示，日俄战争后，日本被视为非西方国家成功现代化的典范，尤其吸引了希望改革却又不愿全盘西化的鄂图曼知识分子。这一视角打破了以往仅将明治维新影响局限于东亚的认知框架，揭示其全球性思想辐射力。可惜由于缺乏背景知识及中译注释，阅读仅止于十页便中断，未来若有合适版本，仍愿重新挑战。 另一本引发深思的是探讨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东南亚占领政策的著作。作者中野聡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非出于扩张野心，而是因侵华战争陷入僵局、资源枯竭所致。初期占领策略强调“维持现状”，即保留原有殖民行政体系，实行类似“一国两制”的治理模式，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宣传口号。然而，这一构想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前线军方失控、战略目标模糊，加上被占领国民众误信可借此摆脱殖民统治，最终导致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 书中一段分析尤为深刻：日本占领的成功，依赖两个条件：一是“维持既有结构”的政策延续，二是绝对的武力威慑。这与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形成微妙对照：最初承诺生活方式不变，随后逐步暴露控制本质，最终诉诸不可抗拒的强制手段。历史虽不重复，但其逻辑常惊人相似。 艺术方面，偶然在电视节目中接触到15世纪法国画家让·富凯（Jean Fouquet）的时祷书插画，为其精湛技艺所震撼。其构图之创新、人物刻画之细腻，远超一般对中世纪宗教绘画的刻板印象。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美学价值，更承载着时代的精神结构。遗憾本地图书馆无藏本，高质量印刷品亦难获取，欣赏原作风貌仍需另寻途径。 此外，经作家韩丽珠推荐，开始阅读一本散文集，虽未读完，但已感受到其文字中的历史厚度与简洁之美。尽管未达“治愈”之效，却提供了沉静思索的空间。在信息爆炸、情绪激昂的时代，言简意赅的文字反而更具力量。 最后，若要提出一个应被更广泛认知的科学概念，或许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即过去的选择深刻影响未来的可能性。无论是制度演变、技术发展，还是社会转型，初始条件往往决定后续轨迹。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面对当下困境的历史根源，并谨慎选择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