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韩国K1联赛全北现代前锋金信煜以936万元人民币年薪位居本土球员榜首，连续两年蝉联韩国职业足坛收入最高球员。这一数字远超韩国球员平均年薪116万元及外援平均年薪266万元，凸显其在本土联赛中的稀缺性与统治力。相较之下，日本J联赛则呈现出高度制度化、精细化的薪酬管理体系：J1俱乐部普遍实行底薪与奖金7:3分配机制，球员需通过稳定出场、持续贡献才能兑现全额年薪；而合同体系严格划分为A、B、C三类，仅25个A级正式编制名额，新秀签约C合同起薪上限仅28.8万元，且三年内若无法获得足够出场时间即面临淘汰。J2联赛球员平均年薪约24万元，J3则多为业余性质，收入微薄，大量年轻球员不得不兼职维持生计。反观中超，球员薪资呈现显著“旱涝保收”特征——即便长期因伤缺阵，核心球员仍可全额领取数千万年薪。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竞技水平高低，而是根植于联赛运营逻辑的根本分野：中超俱乐部多由地产、能源等资本背景企业控股，足球被视为社交媒介与品牌杠杆，投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服务于政商资源整合、城市形象塑造乃至资本运作需求；而日韩俱乐部普遍财政承压，K联赛球员工资支出常年占总预算超60%，浦项制铁虽曾两夺亚冠与K联赛冠军，却因母公司钢铁业低迷陷入连年赤字，依赖地方政府年均数百万元补贴维系运营。2023年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中国足协自2020年起推行限薪令，但实际效果有限，阴阳合同、第三方协议、代言拆分等变通方式普遍存在。真正制约联赛健康发展的，不是薪资数字本身，而是缺乏可持续的商业生态、青训转化机制与球迷付费文化。当资本退潮、政策收紧，那些缺乏造血能力的俱乐部将首当其冲。因此，提升联赛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构建以竞赛质量、转播价值、社区黏性为核心的市场化闭环，而非单纯压制薪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