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会结束一年后，中国竞技体育迎来一场静水深流的权力更迭。以王义夫、李永波、黄玉斌为代表的一批‘少帅’陆续退出一线执教岗位，转任中国奥委会专家委员会；而曾率队登顶世界之巅的郎平与刘国梁，则未选择彻底离开，而是以‘总教练’身份完成角色重构——郎平卸下中国女排主教练实职，由安家杰接任执行教练；刘国梁不再兼任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由秦志戬等新生代教练分担一线指挥权。这一看似平稳的交接，实则标志着持续二十余年的‘少帅时代’正式谢幕。 所谓‘少帅’，并非单指年龄，而是一群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成长起来、兼具世界大赛实战经验、强烈成绩导向与鲜明个人风格的中生代领军者。他们身上融合了体制内培养的刻苦奉献精神与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管理意识，其执教风格深刻塑造了各自项目的气质：李永波打造的国羽‘快、准、狠’体系，黄玉斌主导的体操‘高难美稳’范式，以及郎平重建的女排‘快速多变、全面均衡’战术逻辑，均成为时代印记。然而，随着东京周期临近，过度依赖个人权威、选材路径封闭、竞技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等问题日益凸显。监管机制滞后、锦标主义惯性强化、职业化配套缺位，使部分项目陷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发展瓶颈。 在此背景下，郎平与刘国梁的‘曲线退场’具有典型意义。郎平自2013年二次执掌女排起，即坚持引入外籍体能师、数据分析师及康复团队，推动训练科学化；其2016年里约夺冠后婉拒行政升迁，坚持赴美进修并参与职业联赛执教，为国内教练职业化路径提供样本。刘国梁则在2003年接手国乒后，同步完成上海交大本硕学业，并于2010年代系统推进乒乓球市场化改革：创办‘地表最强12人赛’、推动‘直通世乒赛’选拔机制、联合央视打造《乒乓有约》等泛娱乐内容，使国球突破小众圈层，实现品牌价值跃升。二人均未囿于传统行政晋升逻辑，而以专业能力持续拓展项目生存空间。 但转型之难亦清晰可见。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启动新一轮巡视整改，重点覆盖奥运金牌项目管理规范；2023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实施细则落地，倒逼各项目协会加快去行政化改革。郎平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多次就医，刘国梁亦在2023年初被曝因健康原因暂离岗位三周——顶尖教练的个体极限，正折射出旧有管理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篮协已由姚明牵头建立‘教练员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乒协试点‘俱乐部准入+国家队共建’双轨制，排协则启动‘青年教练海外研修计划’。这些探索虽处起步阶段，却标志着中国竞技体育正从‘英雄驱动’向‘制度驱动’艰难转身。真正的后少帅时代，不在于谁离开，而在于系统能否孕育出不必燃烧自我亦能成就伟大的新一代职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