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1970年代起，逐步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体育盛事，而女性运动员的参与深度与广度亦随之显著提升。本文基于历史研究法与文献分析法，系统梳理1970至2007年间现代奥运会上女性运动服装的演化轨迹，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政治规制、经济驱动与社会文化逻辑。在政治层面，国际奥委会（IOC）对运动项目准入机制的调整、女性在体育管理高层中比例的上升，直接推动了服装规则的松动与重构。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首次允许女子马拉松正式入奥，配套的着装规范亦开始兼顾功能性与身体自主权；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IOC成立性别平等委员会，进一步促使各单项联合会修订涉及服装覆盖度、材质合规性及性别表达限制的条款。在经济维度，科技迭代与商业资本深度介入重塑了女性运动服装的形态。合成纤维技术（如聚酯混纺、弹性氨纶）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服装的透气性、支撑性与动态适配度；与此同时，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自1990年代起大规模签约女性运动员，通过广告叙事将运动服饰转化为女性力量、专业性与时尚话语权的载体，带动赞助逻辑从“功能适配”转向“身份认同建构”。在社会文化层面，媒体呈现、地域价值观与种族背景共同构成服装评价的隐性框架。西方主流媒体对东欧体操选手紧身衣的常态化展示，与对穆斯林女性运动员头巾禁令的反复争议，折射出文化霸权与身体规训的张力；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巴西沙滩排球女队获准穿着更短小的比基尼式上衣，则被视为南美文化对身体自然性的尊重获得国际认可的标志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服装变迁并非线性进步史：2007年前后多项研究表明，尽管技术与政策持续优化，但女性运动员仍普遍面临“性感化凝视”压力——国际排联曾因裁判对女选手裤装长度提出质疑而引发舆论反弹，凸显制度性变革滞后于实践需求。综上，女性奥运服装的演进，实为一部浓缩的性别权力博弈史，其每一次剪裁调整、材质更新与规范修订，均映射着女性在体育场域乃至更广泛社会结构中争取主体性、专业性与尊严感的坚实步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口述史与跨文化比较，深化对非西方女性运动员服饰实践的地方性知识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