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武术转型与重构的关键阶段，国术馆体系建立、全国性国术考试与游艺大会兴起，既推动了武术普及，也催生大量传说与误传。本文依据《武当》杂志2000年第11期万籁声自述、李雅轩手稿、陈微明《太极拳讲义》及多位亲历者口述史料，对杨澄甫、吴图南、李存义、褚民谊、朱国禄、马岳梁等代表性人物的技击实践、社会角色与历史语境进行交叉考辨，还原其真实面貌。 首先，杨澄甫作为杨式太极拳定型与传播的核心人物，其历史形象长期被神化。万籁声在《武当》2000年刊文明确记述：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前夕，时年40岁的杨澄甫与其交手，万氏以形意拳法应对，杨氏未能占优；且万籁声本人虽未获擂台赛冠军，但多次参赛成绩稳定居中上游，具备可靠参照系。此外，中央国术馆档案证实，杨澄甫从未担任该馆教务长——1928年国术馆初设少林、武当二门，至年底方撤并为教务处，首任处长为朱国福。杨澄甫仅短期任职江苏、浙江两省国术馆教习或教务长，主因是其教学重心始终在健身养生而非技击对抗。黄元秀因练杨式太极治愈肺结核而力荐其入浙馆，陈微明则通过著书立说构建其理论权威，二人共同塑造了杨澄甫的公共形象，但非技击战绩本身。 其次，吴图南与孙剑云西单聚会轶事，折射出老一辈武术家的人格真实。1979年文革后首次行业聚会，孙剑云以“干闺女”戏称吴图南，吴反口称其“干孙子”，遭即刻反诘，当场窘迫。此事并非失礼，而是体现彼时武术界重人情、轻虚名的日常生态。同理，郝维祯赴京求艺遭杨健侯冷遇，转津寻李存义、李瑞东未果，病困宣武门几至殒命，亦说明民国武术传承高度依赖师承网络与地域资源，并非人人皆可登堂入室。 再者，技击能力与社会身份常不统一。褚民谊身为国术馆副主任兼吴鉴泉学生，在杭州大会上公开质疑朱国禄拳击式打法“不合国术”，却回避朱国祯“纯用国术”的挑战；杨法五虎背熊腰，陈微明见之即散课避让，直言“让我混碗饭吃”，揭示技术敬畏背后是生存现实。马岳梁八旬金鸡独立御五人推击，青年习武者感知其腹中气团随力流转，此非玄虚，而是多年内劲训练形成的动态平衡能力，属可验证的身体经验，而非超自然现象。 综上，民国武术史不应被简化为“神功谱系”，而需置于教育制度变迁、媒体传播机制、个体生存策略与身体实践科学化的多重维度中理解。真正的武术修养，在于知行合一的审慎、对历史的敬畏，以及对技艺边界的清醒认知。今日习练者当以史料为镜，破除叙事迷思，回归拳学本义：修身、明理、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