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篮球梦，不是关于职业赛场的荣光，而是一段镌刻在1970年代北京高中校园里的真实青春印记。那是一个没有NBA转播、没有专业青训体系、甚至连标准篮球馆都稀缺的年代，但篮球的热忱却以最朴素的方式在少年心中蓬勃生长。 读高中时，我们班自发组建了一支篮球队，由校队队长老朱牵头。彼时，北京市重点中学的篮球氛围浓厚，我校篮球队由闵力援老师执教——他正是后来CBA功勋教练闵鹿蕾的父亲。这支队伍曾打入北京市中学生篮球赛决赛，队员全部获得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在这样的背景下，篮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与集体荣誉的象征。 我的篮球启蒙始于小学六年级。体育老师赵老师带我入门，寒假里我意外考入北京市体育馆少体校篮球队，第一次踏上木地板灯光球场的经历至今难忘。然而仅一个假期后，因身高预测不足（教练判断我成年后难超1米75），我被婉拒离队。这次淘汰并未熄灭梦想，反而催生出一种更深沉的热爱：1973年苏联迪纳莫队访华，中锋克鲁明以2米18身高轰动京城，我排队数小时购得北京体育馆最后一排低价票，踮脚、站凳、仰望，在模糊身影中感受世界级对抗的震撼。 作为班队替补，我场均仅上场十余分钟，但每一次进球带来的成就感，远超考试满分——那是身体与意志共振的真实反馈。我们不甘囿于校内，主动联络十一中、四十九中、二十九中等兄弟学校开展跨校交流。在二十九中那场男女合校的比赛尤为难忘：白石灰画线的简易球场、课桌搭成的计分台、粉笔书写的比分、围观女生的掌声，让一场普通友谊赛升华为青春仪式。 我们甚至挑战成人队伍。与眼镜六厂厂队夜战灯光球场，是班队首次接触专业级照明设施。昏黄闪烁的灯下，球仿佛被赋予魔力，弹跳声在寂静厂区格外清越；一次争抢中对方壮汉转身撞上我的胸口，回家发现大片淤青——这疼痛成了成长最真实的注脚。 长安街南侧、北京饭店对面的露天球场，是我高三前最常驻足之地。一角钱门票，紧邻场边的座位，能清晰看见专业队队员的运球节奏与战术跑位。我熟记当时国内顶尖球员：女篮“二兰”——煤矿队1米59却中投精准的刘绍兰、四川队擅长转身挑篮的李墨兰；男篮“三剑客”——杨伯镛的溜底线、钱澄海的后场组织、蔡集杰的“砸眼儿跳投”。为看一场联赛，我常谎称上晚自习，实则奔赴赛场，在正义路的树荫花香中步行归家，内心充盈着难以言喻的满足。 这段篮球岁月，本质是一场未抵达职业赛场却从未缺席的精神远征。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真正的体育教育，不在于培养多少冠军，而在于让每个少年在奔跑、碰撞、投篮与失落中，确认自己生命的韧性与温度。在高考压力与时代局限的双重夹缝里，篮球成为我们呼吸的窗口、记忆的锚点，以及贯穿一生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