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长期执教中超的前南地区资深外教在接受记者贾岩峰专访时，就当前中超大规模欠薪问题、恒大入局的历史作用、中性名政策实施效果及联赛治理结构性缺陷等核心议题，发表了系统而深刻的见解。该外教虽因顾虑舆论压力未透露姓名，但强调‘每句话都发自肺腑’，其观点兼具一线执教经验与跨体制观察视角，具有高度现实参考价值。 据权威统计，截至2024赛季初，中超16支球队中已有超七成出现不同程度欠薪，部分俱乐部连续12个月未发放基本工资，球员公开讨薪事件频发。该外教指出，外教与外援被欠薪比例显著低于本土球员，这并非源于待遇优厚，而是因其合同多含国际足联仲裁条款及预付款保障机制；而本土球员缺乏有效法律救济渠道，加之准入审核执行弱化，导致维权被动。 关于恒大是否为‘金元足球始作俑者’，该外教持审慎否定态度。他指出，2010年前后恒大入局恰逢中国房地产行业高速扩张期，其资本逻辑是时代产物。恒大带来的两个亚冠冠军，在反赌扫黑后的低谷期确为足协争取了国际话语权空间，客观上承担了‘遮羞布’功能。更关键的是，河北华夏幸福、江苏苏宁、天津权健等后续入局者均属主动高调投资，并非受恒大裹挟。真正症结在于：彼时中国足球既无成熟职业联盟架构，亦无科学的薪资帽、引援调节费动态评估机制，更缺乏将俱乐部短期利益与联赛长期健康绑定的契约设计。 该外教特别强调‘中性名’政策的双刃剑效应。他援引经济学界观点指出，2010年代中超实质是‘企业广告联赛’——俱乐部冠名即广告位，企业可通过赛事曝光换取地方政府支持、银行信贷倾斜或品牌溢价。而中性名切断了这一直接回报链，却未同步构建新价值模型：球迷文化培育滞后、本地社区联结薄弱、商业开发能力不足，致使投资人难以测算长期ROI（投资回报率）。苏宁退出不仅造成单一体系崩塌，更摧毁了‘东边不亮西边亮’的市场信心预期。目前尚未有新资本明确表达接手意愿，折射出投资人对联赛可持续性的根本性质疑。 制度层面，该外教呼吁重建准入刚性约束。他坦言，过去准入制之所以有效，在于球员集体拒签可实质性阻断注册；而近年因疫情及监管松动，补薪承诺沦为‘空头支票’。他建议参照英超‘财务公平竞赛’框架，引入第三方审计、分阶段薪资支付担保及违约自动降级触发机制。同时，加速推动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实体化，使规则制定权真正回归行业主体而非行政附属机构。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从资本驱动的‘广告逻辑’，转向以竞技质量、青训产出和社区认同为核心的‘生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