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不仅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环境中，体育被赋予增强军民体质、培养战斗意志、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使命。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次年，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发起西征战役，在宁夏同心县豫旺堡设立总部，指挥部队西进，成功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最终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与同心城的大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这一历史性胜利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边区体育工作的系统化开展创造了条件。 在边区政权建设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体育工作被纳入政府议事日程。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教育厅及各级民众团体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军队训练与群众健身活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院校普遍开设体操、田径、球类和军事体育课程；各根据地广泛组织春秋季运动会、武装越野、射击比赛和拔河竞赛，既锻炼体能，又强化纪律意识与集体精神。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边区体育呈现出鲜明的民族融合特征。文中提及的蒙古族运动员哈达、早巴图、松布巴图、哈斯巴特尔、马西巴图、纳仁朝格图、陶吉尔格勒、黄阿拉坦巴依尔，朝鲜族女运动员金春兰，满族女运动员王玉凤、殷文等人，均为当时活跃于边区体育舞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不仅参与竞技比赛，更在基层担任体育教员、民兵教练和青年团骨干，将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搏克（蒙古式摔跤）、射箭、赛马等融入边区体育体系，丰富了群众体育内容，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在体育领域的生动实践。 这些少数民族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边区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制度安排。边区政府通过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设立少数民族文化补习班、组织跨区域体育交流等方式，为各族青年提供发展平台。他们的事迹虽未见于主流史料详载，却真实反映了边区体育的包容性、群众性与革命性。从更宏观视角看，陕甘宁边区体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体育思想的重要实践场域——强调体育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为民族解放服务。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方针，成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导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厘清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红色脉络，更能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