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京奥运赛事如火如荼地展开，我国代表队频频夺牌，举重女神郭婞淳勇夺金牌的画面振奋人心。然而，在荣耀背后，台湾体育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再度浮上台面。政治人物在选手得奖后纷纷发文祝贺，甚至翻出旧照、晒观赛画面，试图拉近与运动员的距离，这种‘成功有一千个母亲，失败就是孤儿’的现象，暴露了台湾对体育支持的短视与功利。 事实上，体育从来不只是运动本身。在没有战争的年代，国际赛事即是民族情绪的重要出口。希特勒利用1936年柏林奥运宣扬种族优越，毛泽东以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都显示体育与政治密不可分。但关键在于——政治参与能否更有格局？能否不只是得奖时的锦上添花，而是长期的雪中送炭？ 对比国际，美国、德国、中国等国家早已将体育竞技视为国家战略，动用科技、医学、材料科学与大数据分析协助选手突破极限。美国曾通过物理学家优化运动员动作力矩，提升表现；‘花蝴蝶’格里菲斯·乔伊娜所穿的特殊织物服装，实为纺织工业与运动科学合作的成果，能有效紧绷肌肉、减少风阻。苏联更早在冷战时期系统性研发增强肌力的药物，虽衍生禁药争议，却也反映国家层级的资源投入。 反观台湾，多数优秀运动员仍靠个人意志与天赋拼搏。庄智渊是‘一个人的武林’，长期无专属教练；戴资颖凭苦练站上羽球巅峰；卢彦勋一路自学自强；谢淑薇因与网协关系紧张，必须自行组建团队。即便郭婞淳说出‘相信所有的挫折，都是最好的安排’，其背后却是缺乏系统性支援的无奈现实。政府与单项协会除了经费补助，实际协助极为有限，甚至常有权力干预、资源垄断等问题，让真正有潜力的选手举步维艰。 台湾并非没有改善空间。左营训练中心虽设有‘运动科学处’，但功能长期受质疑，未能有效整合医学、科技与产业资源。若能引入更多科研单位、企业技术合作，例如通过AI分析动作、穿戴装置监测生理数据、营养与心理辅导系统化，将可大幅提升训练效率。此外，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也不应局限于担任教练或进入教育体系。奥地利学者夺得自行车金牌，伊朗护士拿下空气手枪冠军，皆证明运动员可跨领域发展。台湾选手在高压下瞬息决策的能力，远超常人，经过适当培训，完全能在管理、科技、公共事务等领域发光发热。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国手的故事极具社会价值。郭婞淳之名源于‘幸存’，象征逆境重生；每一位夺牌选手都历经伤痛、低潮与自我怀疑。这些励志经历为何不能拍成电影、纪录片？为何不安排校园巡回演讲，激励年轻世代坚持梦想？国家珍宝不应只被一则新闻或一张贴图消费，而应成为全民的精神资产。 政治人物蹭体育无可避免，但‘蹭’也该有技术含量。平日关注、长期支持，才能在荣耀时刻自然共鸣。若蔡总统在接见选手时，能跳过体育署与协会中介，直接倾听选手需求，了解他们需要什么、能贡献什么，才可能真正推动体坛改革。这样的‘蹭’，我们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