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贵州轮迹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米久江力压卫冕冠军吕先景，一举夺金。这一胜利不仅打破了专业省队垄断奖牌的传统格局，更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议题推向风口浪尖。这位名义上的“业余选手”，实则是职业化训练体系下的高水平运动员，他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体育改革进入新阶段。 米久江所属的轮迹俱乐部并非传统体工队模式，而是一家市场化运作的职业俱乐部。其教练兼负责人陆正虎强调：“称我们为‘业余队’并不准确，我们的训练强度、保障体系几乎与专业队持平。”据悉，队员冬训期间单日骑行可达200公里，持续七八小时不停歇。自2016年起，米久江便全职投入训练和比赛，依靠频繁参加全国商业赛事积累经验并获取收入。 自行车项目的高度市场化是这类俱乐部崛起的基础。疫情前，国内每周有五六场商业赛事在全国各地举行，运动员参赛机会远超体制内选手。这种高频竞技环境不仅提升了实战能力，也形成了“以赛养人”的可持续模式。尽管俱乐部资金有限，但通过赛事奖金和地方政府合作，仍能维持高水平运转。 关键转折出现在2018年，贵州省体育局与轮迹俱乐部签订联合组队协议。体育局承担外出参赛的食宿行及部分器材费用，俱乐部则专注训练管理。这种“政社合作”模式既保留了俱乐部自主性，又获得了体制资源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俱乐部运动员仅在俱乐部名下注册，未纳入省级专业队编制，因此得以保持“业余身份”，继续参与商业赛事。 根据《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代表资格规定》，院校和俱乐部运动员可通过双重注册代表地方参赛。然而实际操作中，是否允许俱乐部独立注册，决定权掌握在各省体育主管部门手中。目前除山地自行车外，铁人三项、棒球等少数项目存在俱乐部或个人参赛案例，攀岩、滑板等新兴项目虽有草根选手，却难登全运舞台。 一名全运组委会官员透露，省级体育局是否放行俱乐部注册，取决于其专业实力、自我造血能力和与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例如男足项目中，多地允许本省职业俱乐部梯队代表参赛，正是基于成熟的合作机制和稳定的人才输出。 相比之下，许多新兴项目俱乐部仍停留在爱好者聚集层面，缺乏系统性商业赛事支撑，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生态。这也解释了为何“轮迹模式”尚未被广泛复制。未来，若能在注册制度上进一步放开，推动更多项目实现双重注册甚至独立参赛，或将激发更大社会活力。 米久江的金牌不仅是个人荣耀，更是中国体育多元发展格局的缩影。随着政策松绑与市场发育，社会力量有望在竞技体育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真正实现“全民共建、成果共享”的体育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