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结束后，时任中国男足主帅里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加上这4分，我们本可以以小组第二直接晋级世界杯。’彼时的国足在10轮比赛后位列小组第五，仅落后第二名韩国队3分。里皮认为，若非客场对阵叙利亚被最后时刻扳平，以及主场未能击败卡塔尔，中国队完全有机会改写历史。尽管最终无缘世界杯，但他在执教6场比赛中将球队从绝望边缘拉回竞争行列，仍展现出一定信心，并提出目标：‘这支队伍会越来越强，我们要在下届亚洲杯成为主角。’ 然而四年过去，现实却背道而驰。2022年世预赛中，国足在8场比赛后依旧排名小组第五，这次与第二名日本队的积分差距已扩大至13分，期间更耻辱性地负于越南队，创下国家队近几十年来最差战绩之一。这一系列失败不仅宣告了冲击世界杯的彻底落空，也让中国足球的社会形象跌入谷底，引发社会各界广泛批评，甚至出现娱乐明星和企业高管公开建言“部队化管理”等争议言论。 回顾这段时期，转折点早有征兆。2019年亚洲杯1/8决赛，面对伊朗队，后防核心冯潇霆出现致命失误，导致失球，随后刘奕鸣、石柯也接连犯错，中国队0-3溃败出局。此役之后，冯潇霆再未入选国家队，里皮也在赛后宣布辞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里皮离开后，中国足协启动新帅遴选，但与此同时，中超联赛正经历资本狂欢的尾声。2019年冬季转会窗，中超16队总投入达2.19亿欧元，虽不及2017年峰值4.07亿欧元，但仍属巨额支出。广州恒大单季豪掷8143万欧元，推动“金元足球”持续升温。尽管足协此前推出“四大帽”政策——限制俱乐部支出、注资、亏损及单场奖金——但从实际执行看，调控效果微弱，市场热度并未降温。 这些天价合同最终演变为球员讨薪、教练维权、俱乐部欠账的普遍乱象。一名曾执教中超的外教指出：‘中国足球管理者缺乏应对资本涌入的经验，不像英超，他们见识过资本的残酷，因而具备更强的制度约束力。’他进一步分析，各俱乐部虽口头上反对恒大“爆买”，实则纷纷效仿或借机抬价，共同推高转会市场泡沫。 此外，2017年起实施的U23政策本意是促进年轻球员成长，要求每场比赛至少有一名U23球员首发，并逐步与外援上场人数挂钩。该政策短期内确实增加了年轻球员出场机会，但也催生了“奇货可居”的畸形市场。许多年轻球员因此放弃留洋机会，转而追求国内高薪合同，反而削弱了长期竞争力。 2020年初的U23亚洲杯成为试金石，由97年龄段球员组成的国奥队三战全败，一球未进，净失四球，早早出局。尽管有声音辩称‘若无U23政策，成绩可能更差’，但事实表明，政策保护下的出场时间并未转化为实战能力的提升。真正的成长需要竞争环境与国际历练，而非行政干预的虚假繁荣。 四年间，从里皮的理想主义到金元泡沫破裂，从政策激励失效到青训体系失灵，中国足球陷入系统性困境。如今，面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扩军的新机遇，必须彻底反思过往路径，重建科学管理体系，遏制短期功利思维，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